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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一重罚规则的适用不需考虑罚款的执行问题，只涉及法定罚款和决定罚款。

其虽难以尽观，但基于前述关于民国宪法学若干基本范畴的介绍，我们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到其学术活动的主流方向是：为强化宪法的实际规范力进行集腋成裘式的努力。（二）王世杰：法治概念的明晰化 在《何谓法治》一文中，[27]王世杰不仅阐明了法治的含义，也对如何测度法治的程度给出富有操作性的观察方式。

他逐一阐述既有的三种宪法目的，目的不在于择一依附，作为解释宪法的根本依据，而是意在从三者之中抽象出一个具有通用性的宪法概念，从而克服既有宪法概念的偏狭性，使得宪法概念能够向更健全的立国精神保持开放。其次，其在前述各种宪法目的的阐述中，吴绂征历陈其起源、主要内容、兴起原因、所含弊病，这样的阐述框架使得绝对无条件者降为有条件者、有局限者。二者均不能为解决对方负担的问题提供余地。面对此种国家，国民的基本权利既不是评价国家行使权力的规范性尺度，亦非国家权力意志的建构性要素。成文宪法和刚性宪法这两个概念，与宪法持续性反映政治斗争之结果以及宪法持续性生长的观点相抵触，因而钱公武否定了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这两种宪法分类的学说。

奉行此种国家概念，则宪法实际规范力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展开。通过梳理民国时代宪法学文献中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概念、宪法概念和法治概念，这个命题可以得到证明。绝对的人治在其看来是不可能的，不仅是现代社会生活的状况所致，也因为人治手段自身的缺点：无法确保安定、治理的整齐划一。

王世杰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使用了极限思维。本文系韩大元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宪法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7ZDA12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2] 在近些年来我国宪法学的优秀成果之中，具备此种作用的作品不胜枚举。就当今的宪法学而言，其中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至少寓于两端：其一，宪法规范力虽在根本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但宪法学也能通过学术建构活动对其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见张翔：《宪法教义学初阶》，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第932页。[8]有机体观念虽能在形式上达成二者并存的局面，但其事实描述范畴的属性剪除了社会契约论意义上的国家正当性根源，在尊重历史延续性之外，其对国家权力并不构成理念上的约束。

在积极的面向上，邹文海道明了此种国家概念与人民的服从意愿、牺牲意愿、代表概念以及永久和平之间的关联：国家能够在根本上服务于个人的利益，国家就在个人那里收获服从和牺牲的意愿，也即国家在组织和运行上有能力以个人为工具，国家也因之具有代表人民的属性，故而国家能够永久和平。[7]参见韩大元：《辛亥革命与宪法学知识谱系的转型》，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4期，第23页以下。在其看来，法治的绝对化将会在一些人事的问题上引发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后果，故而在推行法治的时候必须在此方面抱有一种宽容的态度。宪法规范的价值空洞性和政治内容的恣意性在概念建构的层面得到了遏制。

此外，张君劢的国家概念是融贯之眼光的产物，流露于如下壮语：凡此两派之言，若薰莸之不同器，黑白之不同色，而自高处大处言之，初非不可两利而俱存之。在宪法规范力生成的政治复杂性和历史偶然性面前，穷尽性地建构宪法规范力之积极条件既不可能，也不必要。相对于契约论观念和有机体观念，目的论在国家概念建构中的运用具有认知活动之经济性上的优点。[13]邹文海：《个人是国家的工具还是国家的目的？》，载《民族（上海）》1936年第11期，第1895页。

（一）燕树棠、杨兆龙：法治观念的捍卫 虽然法治在民国时代已经成为强势话语，但也不断遭受本土固有文化层面的和时代政治潮流上的冲击，因此为法治观念进行深入的理论奠基，使其更为牢固地在国人的观念中扎根，在当时依旧是极为重要的理论任务。在其看来，纳粹运动等现代独裁政治并非法治的敌人，其为奠定新的秩序，也必须借助法治之价值。

[19]吴绂征：《论宪法的目的与功用》，载《中华法学杂志》1946年第1期，第5-17页。其国家概念能够冠以哲学之名，理由寓于两端： 其一，张君劢的研究首先深入到哲学认识论的层面以国家现象的研究方法为着眼点。

在杨鸿烈看来，宪是18世纪以后的产物，而宪法自古就存在于东西方了。就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宪法学说史上的命题：民国宪法学本质上区别于清末宪法学的地方在于，其已广泛地开展个别的宪法规范力的学术建构，并以之揭示了中国法律文化的固有观念、清末宪法学接受西方宪法学知识的特殊方式，以及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命运对于宪法规范力造成的障碍。在何为中国宪法的立国精神方面，民国时代的宪法学文献多流于三民主义的政治宣传。此种区分具有不言而喻的参考意义。将这一标准体系提升为宪法理论层面的要求并贯彻于宪法施行、宪法解释和宪法研究之中，有助于确保宪法持续地承载革命的政治权威。相反，在各种样式的国家中心主义的国家概念之中，国家在理念上相对于国民身处的个人私利的战场的市民社会是伦理理念的现实，在实际上是国民实际享有权利的事实前提。

首先，斗争中确立的和人民舆论所保障的在积极的意义上将人心向背设定为判断立国精神存在、内容的根本标准，引导人们关注立国精神的实际实现状况。吴绂征的做法异于上述三者。

民主政体的倾向，这是基于历史趋势的选择。法治和礼治之所以有交集，原因在于礼治中的礼在很大成分上属于当今宪法或者公法的内容，而古代的法治则意指刑法之治。

（一）刘迺诚：进化论的国家概念建构 刘迺诚在其《近代国家观》一文中，[9]以进化论的建构方式提供了一个较为先进的国家概念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国家形态设计。中国废除帝制之后的国家秩序重建工作，不仅是立宪主义问题，更是民族危机问题和民生危机问题。

故而在另一方面，有学者引进了旨在调和实际政治权力和自由民主理念之冲突的有机体的国家观念。就理论后果的角度而言，邹文海提出的上述国家伦理要求切中当时中国的时代需求。[29]人治虽为法治的对立性治理手段，但王世杰并不认为法治国家应该彻底排斥人治。困难之一为开展法治之前提的大规模创设法律的政治风险。

反之，国家则会沦为一种暴力，进而引发人民的革命。此种理论禀赋，取决于吴绂征在两个方面开创性的贡献： 一方面，吴绂征在综合各种宪法目的的基础上，提取了一个政治中立的宪法概念。

人们很难穷尽性地列出某一宪法之实际规范力的所有积极条件。杨兆龙在论证中国古代的礼治、人治思想与法治观念的兼容性时指出，中国古代的礼治和法治存在交集，而且人治、礼治和法治均为中国古代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成分。

张知本的宪法设计忠于革命的地方，体现于在积极建构和消除阻碍两个方面贯彻了三民主义的政治要求。政党制度的设计、国会人数的设定、议会任期的设定，均出于社会学视野中有效形成民主意志之基础设施的探索。

基于前述认识，邹文海冷峻地预测出法西斯主义的前途：亦许现在意大利德国人民所吸食的是鸦片吗啡，虽然一时可以提起他们的精神，谁知道将来要变成怎样的贫弱。在依据革命主张的同时还需顾及灵活性方面，张知本以贯彻三民主义为准绳的宪法设计在很多方面突破了孙中山先生的相关具体表述。三民主义是民族优位的政治主张，而张知本的宪法设计体现的是民权优位的政治主张。[9]刘迺诚：《近代国家观》，载《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3年第4期，第777-804页。

为揭示革命作为宪法制定标准的理论意义，有必要就革命这一判断标准的特性略作讨论。基于此种实证观察，邹文海提出了国家伦理层面的要求：国家必须先做到以个人为目的这一点，而后才可以利用个人作为工具。

宪法规范力的持续存在有赖于宪法规范与价值观念的同步成长，而刚性宪法的概念与此种同步成长的必要性在理念上是相互抵牾的。如此一来，重要的问题则为如何判断法治的程度，以防兼容人治的法治丧失了自身属性。

任何宪法概念均含有处理这一层关系的方法和立场。[33]邵元冲：《法治之精神与运用》，载《建国月刊》1932年第3期，第1-4页。